明朝遗民谈迁历尽千辛万苦变成的史书 差点就被清朝给乱改了

  满清于1644年入关,第二年,就嚷嚷着说要纂修《明史》。

  可是,这部书,直到乾隆四年(1739)才正式刊行。前后历时九十四年,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例!

  花了将近百年的时间修史,可知其灌注心血之多、打磨力度之巨,用功之精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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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毫无疑问,从书的总体质量上来说,《明史》体例严谨,叙事清晰,文字简洁,编排得当,完全称得是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。

  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颇为客观地评价说,“《辽史》简略,《宋史》繁芜,《元史》草率”, 《金史》呢,虽然“行文雅洁,叙事简括”,也只是“稍为可观”而已。要论“完善”,没有一部比得上《明史》。

  不过,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,《明史》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
  清廷统治者一向自诩大清得天下为历朝历代最光明正大者。以雍正皇帝为代表,其颁行的《大义觉迷录》曾将汉魏晋唐宋元明贬了个遍,说汉朝是建立在死人堆上的,魏晋唐宋都是欺负孤儿寡妇篡位而来,元呢?元灭宋,那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;而明本是元之臣民,臣民犯上,雍正愤然骂道:“以纲常伦纪言之,岂能逃篡窃之罪?”对于大清得国,雍正正气凛然地说:“赶出明之主人者,流贼李自成也。我朝驱逐流寇,应天顺人而得天下,是乃捕治强盗,明罚敕法之天吏也。”

  基于清廷统治者这一说法,由清廷统治者牵头编修的《明史》就出现了最大的一个缺点:不仅完全隐没了建州女真先世与明朝的臣属关系,也完全隐没了清入关之后南明弘光、隆武、绍武、永历诸朝廷存在之事实。

  老实说,自古以来,以后代修前代史,凡涉及到新朝与旧朝之关系,免不了要有所掩饰,但象《明史》这样“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(建州史)之全部”的,绝无仅有。

  单就这一点来说,后人要研究明史,特别是要研究满洲的兴起及清军入关前后等等历史问题,就必须参考其他著述。

  但是,经过清廷血腥文字狱的摧残和洗劫,这样的著述已经是百不存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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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历史学家吴晗在《灯下集》曾提到自己做这方面工作时的艰辛,说:“二十五年前,我在北京图书馆读《明实录》,抄朝鲜《李朝实录》,想从这两部大部头书里,找出一些有关建州的史料,写一本建州史。因为清修明史,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,窜改了,歪曲了,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,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,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。”

  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,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,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,办法多种多样:一种是毁版,禁止流通;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,弄成残废;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。推而广之,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著作也连带遭殃,不是删节,便是被窜改了。这样做的结果,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中期这一段期间的建州史实,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成为空白点,我们对建州的社会发展、生产情况、生产工具、社会组织、风俗习惯、文化生活、部落分布等不是一无所知,便是知道的很少。这是个历史问题,应该解决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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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吴晗先生把《明实录》翻来覆去地读,读出了许多困难;没办法,只好下苦功,用笔抄,从朝鲜《李朝实录》中抄出有关建州和中朝关系的史料,一共抄了八十本。

  后来,吴晗偶然触及了一本堪与《明史》相媲美的明代史书——谈迁的《国榷》,不由得激动万分地说:“由于当时(《国榷》)并未刊行,因而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乱改。……对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。”

  《国榷》是一部编年体的明史,按年、月、日记载明朝一代的重要史实,一百零四卷,卷首四卷,共一百零八卷,凡四百三十万字,记叙了从元文宗天历元年(1328)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﹐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﹑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。

  书中对《明实录》中避而不谈的明朝史实敢于直言不讳,对建州女真的史实也不回避、不掩饰,全部如实地加以叙述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对于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,也在《明实录》没有记载的情况下,尽力根据邸报、方志、其它史家著述,以及一些官吏、遗民的口述,加以补编,使有明一代的历史达到了相对的完整。

  就因为《国榷》没有印本,得以避开了“四库馆臣的乱改”,成为了现在研读《明史》的重要补充。

  1958年,海宁张宗祥根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,还有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,互相校补、勘正,交由古籍出版社分精装六册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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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吴晗欣喜地说:“想望了二、三十年,如今头发都白了......中华书局排印了这部六大厚册,五百万字的大书,怎能叫人不高兴,不感激,不欢欣鼓舞!”

  可以说,《国榷》的刊行,是一件史学界的盛事。

  则《国榷》的著者谈迁地下有知,也当含笑九泉矣。

  明清以降,私人撰修国史之风长盛不衰。单就嘉靖至万历年间,就有邓元锡的《明书》,薛应旃的《宪章录》,郑晓的《吾学编》,陈建的《皇明通纪》等等。

  谈迁此人,“生平无他好,惟好书”,尤其喜爱子史百家之言。他在翻阅了上述史家著述之后,深感这些史书见解肤浅,史实错误,观点荒谬。而他在研读《明实录》时,也发现了很多记载并不完全可靠,甚至还有许多缺漏及掩饰之处,便立志要写出一部明朝信史留传后世。

  原本,谈迁也参加了好几次乡试,但次次铩羽。有了著史之想后,就彻底抛弃了科举仕途,博集群书,披阅采摘,专心于历史的编撰。

  谈迁家境贫寒,既无钱买书,借书不容易,却凭坚忍不拔之志,六易其稿,写成了元末明初到天朝的历史初稿,共一百卷。谈迁自称“集诸家之书凡百余种”,勒为一编,名《国榷》。但谈迁并不满足于此,多方结交文友,利用一切机会收集史料,对原稿进行修改和补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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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该过程中,对谈迁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:张慎言、高弘图。

  张慎言时任南京吏部尚书、高弘图时任南京户部尚书,想那谈迁不过一个落第秀才,但张、高二人并不以世俗眼光相待,反而十分赏识谈迁的才学,“相与为布衣交”。

  崇祯十七年(1644年)四月十三日,京师失守的消息传到南京,留守南京的大臣方寸大乱,一时不知所为。

  谈迁撰史治史,眼光自然高出常人许多,连夜上书高弘图,建议派员急往淮阳阻止发往北京的漕舟。

  福王朱由崧监国,谈迁又及时地指出南京礼部主事吴本泰所制《监国仪注》的种种不当。

  张慎言认为谈迁高才有识,很想推荐他为礼部司务;高弘图也想荐谈迁任中书舍人,但谈迁却以自己不过一介布衣,不忍乘“国之不幸”博求官职,断然拒绝,只在高弘图幕下担任记室。

  不久,高弘图遭马士英等人排挤,谈迁建议高弘图辞去。

  次年(1645年)五月,清兵攻克扬州、镇江,南京危急。

  谈迁跟随高弘图前往杭州劝浙江巡抚张秉贞、总督张凤翔抵抗清兵。看到张秉贞等人口不言兵,谈迁知事不可为,便告别了高弘图,回到海宁家中,一门心思著述明朝历史。

  明亡以后,为完成崇祯、弘光两朝历史,谈迁不遗余力地寻访明朝降臣、遗民、阉宦、贵戚等,大量查阅邸抄、见闻,使一部《国榷》成为完备的编年体明史。

  这其中,发生了一件让人撕心裂肺的事:顺治四年(1647年)八月,已经成书的《国榷》竟然被小偷偷走!

  谈迁欲哭无泪、悲愤莫名。

  没办法,只好咬着牙,从零开始,重新再写。

  在重写第二稿过程中,谈迁得到了朱之锡、吴伟业、曹溶、霍达等人热情帮助。《国榷》所记史事也在一改再改中不断求真。

  1657年,《国榷》终于写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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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也在这一年夏天,谈迁西游平阳(今山西临汾),专门到好友张慎言墓前祭奠。

  张慎言在弘光朝覆灭后不久便含恨病死,棺柩安葬在故里山西阳城。

  原本,谈迁还想撰写一部纪传体明史,但到了平阳,已是寒冬,年事已高的他突感风寒,于该年十二月十二日病逝于平阳旅舍,终年六十有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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